三是建立了包括货币、证券、保险、外汇、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

（三）抓好金融系统党员队伍建设，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国金融系统（不含地方性金融机构）共有232万在职职工，其中党员70万。

第二，领导干部要廉洁自律，为人师表。但是，金融系统大案要案仍然较多，领导干部参与作案的比率较高。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四是有的党组织不能很好地管好自己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致使金融大要案多，有的党员干部乃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案，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败坏了党组织的形象，也损害了金融机构的信誉。配备班子、选任干部，要看干部的本质和主流。

这些问题说明，金融系统反腐倡廉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非常艰巨，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将党风廉政建设推向深入。金融系统的党组织实行垂直领导以后，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研究和探索。二是隐性担保强化了委托代理和道德风险等问题。

金融体系复杂化直接受金融监管范围和强度的影响。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加快向金融体系和金融业渗透，新兴机构在现有市场细分和政策的夹缝中寻找商机，依托互联网技术或现有金融机构借鸡生蛋，充当现有金融中介的中介而拉长信用链条，或实现对现有金融中介的脱媒。要真正提高监管效能，必须首先充分认识金融体系复杂性的动因和趋势。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是金融业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但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经济转型、快速城镇化建设、土地和房屋金融化等条件下的金融体系复杂化使金融体系与实体部门间的联系变得模糊和迂回，容易使人产生一些错觉甚至误区：一是为应对全球性危机背景下的经济下行压力，金融信用和金融体系扩张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

（二）经济新常态下金融市场竞争加剧，金融业转型和创新明显加快。与此同时，金融信息、人才、知识等要素加快流动，创新的学习成本大大降低。

4简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复杂化一词并非严谨的研究概念，也难以量化，但一定程度上可用来概括近几年中国金融体系的新变化。一方面，传统正规金融机构谋求加快转型和创新。广义货币M2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可靠性本已受到金融深化、支付电子化等因素的冲击，又被影子银行体系进一步削弱，货币调控向实体部门的传导被缓冲：货币信贷放松时如泥牛入海，非银行金融机构扩张先加快，实体部门则往往后知后觉。另一方面，各类新兴金融机构大量涌现。

不时出现的稳增长压力使政府不得不以各种信用去弥补、替代市场自发调整可能减少的融资活动，逆周期信用扩张提升了杠杆率和总体债务水平，需要较长时间去消化。中国金融体系自1978年以来朝着市场化、规范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方向演进，但其过程是曲折的，尤其是近几年中国金融体系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化程度，均非线性地迅速上升。其二，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社会储蓄寻求更高金融资产收益的倾向明显上升。不同梯队银行的负债结构差异明显，大型银行和小型银行负债仍以企业和居民存款为主（2017年5月末其占比分别为67.2%和63.8%），中型银行则为45.9%，对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融资、债券筹资占比分别达21.5%和15.6%。

银行业表内外信贷扩张很大程度上是全社会金融扩张的节拍器和复杂关联的发源地。政府短期内虽以少量资金成功撬动大量社会资金，但也需承担很大的长期偿付责任。

一方面，很多复杂金融产品本身就是监管套利，使现有监管即使打上补丁仍显力不从心。企业和居民存款余额为142万亿元，占比从2005年末的75.3%降至61.7%。

一些地区和融资主体的信用约束弱化，存在撇账赖账心理，监管实施很困难。金融危机以来，一些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和小也不能倒的心理强化，习惯于以调控过紧、监管过严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或处置风险的风险等为由寻求放松监管尺度和力度。借助于现代通信平台和新媒体，各类国内外的结构化金融创新很容易被复制和大面积传播，出现了一系列突破传统风险控制模式的储蓄和投资工具，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也使得风险控制的阀值明显降低，金融监管部门在信息、知识、能力等方面不够适应，监管套利的空间较大。金融体系复杂化有促进金融业发展的积极方面，但危险在于可能加剧金融失衡风险，即资产价格较快上涨和信贷快速扩张的同时出现杠杆率攀升和期限错配加剧，加大金融体系崩溃和严重经济衰退的概率。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是必要和及时的，但后遗症是政府信用扩张和介入金融体系显著加深。表现一：各类金融机构资本结构网状化，信用联系日益紧密、混杂交织。

现阶段金融体系的复杂化有其阶段性和特殊性，理论上会随着资产价格波动有所收敛，但若按照过去几年信用主体的行为逻辑持续发展，继续发散的概率较大。2中国金融体系复杂化的主要原因 国际上看，金融体系复杂化是个渐进过程，一般在经济繁荣或金融快速自由化时期发展迅猛，如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近十年都呈现这一特点。

首先，政府直接投资和主导的铁公基项目建设增多，国有企业增加负债去维持传统产能和扩张新兴产业产能，政府和国有企业债务迅速扩张。金融业态呈现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化、房地产金融化、非银机构银行化等新特点，这些变化超乎业界、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普遍想象。

第二类是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数家央企拥有多家金融子公司，涉及财务公司、保险、信托、基金、期货、银行等，寻求补充资本、集中持股以及金融上市。金融机构网状化、强关联性等金融体系复杂化大大改变了监管环境，监管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受到了很大挑战。

就上述错觉三而言，经济结构调整并非一日之功，金融业占GDP之比绝不是衡量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程度的合适指标，最根本的国家竞争力还是技术创新和商品生产力。从资产端看，2016年末其他存款性机构的表内资产近230万亿元，其中对企业债权83.6万亿元，占比由2005年末的一半（49.1%）降至1/3略多（36.3%）。据《新财富》统计，民营资本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约200家，2016年末合计资产规模近26万亿元，约占中国金融业总规模的10%。其三，主要金融机构通过股份化解决了资本金不足约束，动员资金和资产创造的能力迅速增强。

各类机构提出了诸如重构资产负债表资管立行全面转型国际化等口号，力求在经营战略、市场定位、管理架构、业态、产品等创新方面抢占先机。对其他金融机构和居民债权分别达58万亿和32.9万亿元，占比分别比2005年末上升13和8.5个百分点至25.2%和14.3%。

（一）货币化、资本化持续积累和社会财富增加引致金融深化进程加快。按照世界银行对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组，人均GDP在4126—12735美元为中等偏上国家。

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一般受储蓄不足、投资缺乏资金、金融中介缺失等制约，格利（Gurly）、肖（Shaw）、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和麦金农（Mckinnon）等认为，发展中国家可借助发展金融中介来有效激励和增加社会储蓄，使储蓄更有效地用于生产，进而拉动投资、扩大出口，实现发展经济和提高收入的目的。发达国家实行低利率和量化宽松，以期平滑市场剧烈调整和资产负债大面积崩塌。

目前国内上市的各类金融企业达109家，市值占比约25%，包括银行、券商、保险及信托、资管、私募等多元化金融公司。2014年地方债务清理规范及2015年预算法旨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控制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提高地方政府融资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但追求经济增长的冲动和撇账心态导致一些地方多方寻求非正规渠道或通过引导基金、政府增信等新方式融资。二是中国金融体系一直是短板，金融扩张和金融创新使金融业获得长足发展，且绝大多数金融产品和资金最终都指向实体经济部门如基础设施、住房等，改善城市面貌和居民居住条件，并没有显著脱实向虚。从负债端看，其他存款性机构负债中的债券和同业等批发性融资2016年末达50.3万亿元，比2010年末净增34.4万亿元。

另一方面，银行类机构对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和资产分别达15.7万亿和26.5万亿元，两者之比达59.2%，关联度明显上升。2016年末间接融资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84.8%，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226.2万亿元，与GDP之比为304%，比2011年末提高了76个百分点，银行业的主导地位不降反升。

进入专题： 中国金融体系 。2013年6月底各级政府直接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达20.7万亿元，近几年又有较大程度的增长。

很多金融产品和融资都有地方政府和国有机构的广泛参与，政府直接背书或被默认的隐性担保事实上强化了不少借贷双方的道德风险，加剧了一些金融机构和企业花别人的钱的委托代理问题，风险评估和资产定价变得更加困难、复杂甚至被扭曲，一旦风险暴露还可能增大救助的可能性和成本。一些金融机构和业务部门关注业务增长和收益，并不关心底层资产质量，总以为单体稳健等于系统稳健、单体问题不具整体性影响，或者出了问题自有人来收场等，存在典型的合成谬误谬误合成以及温水煮青蛙现象。